小娟安静、瘦弱，皮肤白皙，鼻梁上架着一副金属框眼镜，秀气的眉眼间总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倦意。
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我夜班的时候，拉开床帘瞬间，我的心猛地一沉，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，在我不短也不长的职业生涯里，如此年轻的肺癌患者委实少见。
“量体温哦！”我刻意让语调听起来轻松些。一边拿出耳温计和指氧饱和度仪，一边悄悄观察她的反应。
“好。”她轻声应着，缓缓放下手机，动作轻柔得像怕惊扰了什么，全程安静地配合着检查。
回到护士站，我忍不住翻看她的病历。果然是个标准的零零后。2023年仲夏，她第一次来我们医院就诊，当时在外门诊经过一系列详细检查和评估后，就判定她已经没有了手术机会，所以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她只能依靠靶向药维系生命。我初见她时，已是2024年初秋，靶向药出现耐药，病情持续进展，必须更换治疗方案了，她这才住进了内科病房。
如此年轻，我的指尖不由得停在了键盘上，胸口像被一团湿棉絮堵住，闷得有些透不过气来。年轻的生命，正值人生无限可能的年纪，我实在无法想象这样的疾病带给她的是怎样的震撼和痛苦：所有的美好在一瞬间支离破碎，曾经期盼的未来被猛地摁下暂停键，前方的路晦暗不明，看不到尽头。我想，在确诊和治疗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里，她是不是在如何积极治疗的决心和消极放弃的念头中反复撕扯、挣扎？
小娟总是独自一人来住院，这让我对她格外关注。每次看到她化疗后状态平稳地平安出院，我心底就会涌起一丝难以言说的欣慰。肿瘤患者住院，很少有家属全程缺席的情况，她也从未解释过原因。出于尊重，我不便过多询问，猜想或许是父母工作太忙，请假不容易。毕竟，肿瘤治疗带来的经济重压，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，实在是难以承受的负担。
没有踏进过肿瘤医院的人或许会觉得肿瘤科病房一定是“死气沉沉”的，其实并非如此。肿瘤内科病房常常很“喧闹”，好多患者看上去甚至不像生病的人。他们会凑在一起聊些疾病以外的话题，拉扯些家长里短，有时还会组队打打游戏、刷刷视频。有时候，我会恍惚以为他们只是得了感冒，来医院打个点滴而已。我多希望小娟也能像他们一样，可她总是安安静静地待着，像一株独自在角落里努力生长的植物。
事与愿违，小娟的病情进展得很快，尽管规律服用着长效止痛药物，但骨转移引发的癌痛还是时常让她在深夜辗转反侧，难以安眠。胸腔积液压迫着她的肺，让她总是感到胸闷气促，哪怕每天开放引流，也无法让她脱离吸氧。蛋白的大量流失让小娟的双下肢异常肿胀，与她瘦削的上半身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这也让她走路时脚步虚浮无力。一向沉默的小娟，主诉渐渐多了起来。但她叙述自己不适的时候，语气总是那样平静，那种平静既让人意外，又让人心痛，我甚至宁愿她表现出焦虑、恐惧，哪怕是烦躁也好。
在我又一个夜班的清晨，我第一次见到了她的妈妈。妈妈站在小娟床边，目光紧紧落在女儿身上，她似乎想摸摸女儿的头发，想握握女儿的手，可始终只是默默地凝望着小娟。她的脊背有些微驼，身形甚至比小娟还要瘦弱些。
那一天，小娟被妈妈接走了，她在我们医院的就诊记录，永远停止了更新。
我依然记得第一次见到“谈癌色变”这四个字是在小学的语文卷子上。现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医学在不断进步，癌症治疗方式在不断更新，各种新药也轮番上市，可人们对于“癌症”“肿瘤”这样的字眼依旧讳莫如深、避之不及。当我们谈到癌症时，脑海里第一个联想到的词汇，大概还是“绝症”。参加工作之后，我曾两次梦见自己罹患癌症，都是从睡梦中哭醒的。醒来之后发现只是一场梦，竟有种“死里逃生”的庆幸感。
正因为有这样的梦境，可以想象当患者得知自己真的罹患癌症时，那种冲击是多么巨大。我时常想起刚毕业选择实习医院时，同学们对我选择肿瘤专科医院表现出的疑惑。这份疑惑至今仍然伴随着我：我真的适合在肿瘤医院上班吗？在他们眼中，我本就是个多愁善感的人。当初，我的答案是肯定的，可现如今，我却犹豫了，不知道该如何作答。
我见过刚得知亲人患癌，躲在病房角落偷偷啜泣的无助家属；见过带着十几岁的儿子初次走进病房，满脸忐忑和悲怆的父母；见过在重症监护室里，俯身在妻子耳边，一遍遍恳切低语，希望她能活下去的丈夫；也见过弥留之际，脸上交织着痛苦与对这世间无限眷恋的临终患者。
癌症如此强大，强大到有时候我们会感到无能为力。它像一头沉默的巨兽，轻易就能吞噬掉人们心中的希望。但回望小娟，回望她母亲那微驼却始终挺立的脊背，回望病房里那些努力呼吸、努力微笑的面孔，我渐渐明白：在绝对的黑暗面前，那一点点的关切、陪伴与尊严的维护，那试图擦去泪水的手，那倾听痛苦的低语，本身就是一种微弱却无比顽强的抵抗。这或许，就是我们谈论癌症时，真正能谈的——在绝望的缝隙里，如何守护并传递那一点点关于人的温度与微光。
